例如，基于税收法律规范的特定纳税人在个人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各种收税场景中属于具体的共同利害关系一方（第二类型），需要通过利害关系的利益衡量分析决定税收的合法性，探究到底需要将多少的资金用作不特定多数的给付行政。
[27]宪法对政治权力的构成作用，参见Niklas Lachmann， The Difirentia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Stephen Holmes， Charles Larmore，Ca-lumbia University Phess， 1982， p.138—163.[28]于文豪：《五四宪法基本权利的国家建构功能》，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33页。[23]无论是宪法与部门法关系理论还是部门宪法理论均表明：宪法的效力必须与宪法的内容结合起来。
没有社会理性的科学理性是空洞的，没有科学理性的社会理性是盲目的。[24]宪法要成为法律规范的基础，一切法律规范都要回溯到宪法来寻求效力基础和内容源泉。[6]参见张海诗：《风险社会的宪法结构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原文资料来源于：htps://www.um.org/zh/confcerences/enrirnment/riol992，最后访问时间：2023年3月13日。人格尊严条款的效力不仅仅防范国家权力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也防范其他社会领域非理性运作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侵犯。
各个部门法在向预防型法治转型的过程中各自为政，缺乏相互协调，这可能出现单个立法符合法治稳预期的要求，但整体来看却与社会预期相悖的情形。国家不应当对公民正面的福利进行任何关怀，除了对他们对付自己和对付外敌所必需的安全保障外，不需要再向前迈出一步。近代的限权宪法预设了国家权力是侵害个体权利的主要因素，忽略了来自市民社会内部的威胁。
但是风险具有双面性，其中蕴含着发展机遇。注释:[1]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27、278页。[11]参见赵鹏：《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载《法学研究》2019年第1期。[33]通过宪法的价值稳预期，是指宪法提供了价值判断与价值衡量的平台，为预防型法治提供稳定可预期的价值判准。
因此，加强宪法的实施，切实维护宪法的最高法律效力，仅从位阶上使宪法凌驾于一切法律规范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内容上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的母法。通过宪法的结构稳预期是指，宪法明确国家、社会与个体的宪法地位，提供稳定可预期的国家一社会一个体结构。
结构稳预期是指宪法塑造国家、社会和个体的相互关系，为预防型法治的良好运作提供结构基础。[21]法律结果依赖于作为涵摄大前提的法律规范和作为涵摄小前提的事实构成。[8]德国黑森州和汉堡市的相关规定允许警方使用大数据分析软件预测犯罪行为，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定这些规定因侵犯了隐私权而违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实施宪法要求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2004年人权条款入宪意味着基本权利从社会凝结和国家建构的意义转向宪法基本权利的防御权属性。传统法治国理论认为国家权力是公民权利的最大威胁，应当将国家权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针对现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国家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向这些风险领域扩展。这就需要宪法与社会生活的直接互动，也就是在我国宪制下构建宪法的直接实施机制。
《国家安全法》第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维护国家安全应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该条款就是《宪法》第28条国家安全动态保障的体现。预防型法治是法治稳预期功能的体现，但也对法律体系自身的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
因此，人是前国家状态中的主体，人格是社会中的角色。[9]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第32条规定的食品安全标准的跟踪评价也体现了这种动态规制。
三、宪法稳预期功能的基本内涵宪法作为根本法能够为预防型法治提供基础的确定性，回应预防型法治的现实需要，从而实现法律整体的稳预期功能。[25]总而言之，宪法是法律体系的基础具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1）在调整内容上，宪法是一切法律规范的母法，立法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风险预防从长期来看有助于实现法治的稳预期功能。利长远强调法治的长期主义追求，形成创造性地确保社会行动行稳致远的根本力量。预防型法治应当在宪法确立的结构基础之上建设和运行。同时，意志自由意味着应当允许意志的自由变动，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形成新的意志，因此人民意志又是变动中的相对确定。
[13]三种性质趋同的责任在适用时相互叠加，尤其是惩罚性赔偿、罚金和罚款都是针对财产的处罚，这既浪费了执法资源，又可能会造成双重处罚和过度控制。[30]李忠夏：《法治国的宪法内涵——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2期，第21页。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充分发挥宪法的稳预期功能，要求宪法率先对国家与社会生活作出安排，明确社会预期，以此预防未来不确定的风险。
这些后果往往难以补救，或即便事后补救也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前者如生命的消逝无法逆转，后者如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后的重建。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的充分可靠性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退化。
[41]《宪法》规定了国家机构的职能和行为规范。其中规范稳预期是指以宪法统摄其他部门法规范，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相互融贯协调的预防型法治体系。同时，现代社会风险具有广泛性和系统性，风险预防需要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只有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26]预防型法治要求进行一定程度的前瞻立法。
在宪法体系中，生命权居于优先地位，只有生命权受到尊重和保障，才有可能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目标，宪法规定的其他基本权利与自由才有意义。宪法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确保风险冲击下的国家与社会不至于失序。
宪法应当吸收法律实践中的风险预防经验和理论成果，在保持自身连续性、稳定性、权威性的前提下向预防主义宪法转型，积极主动地建构稳预期的体制机制。风险预防带来国家权力的扩张，这在客观上有限缩公民权利范围的效果。
宪法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根本目的，对公民各项基本权利有全面的规定。参见泮伟江：《如何理解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载《读书》2019年第5期，第9页。
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后疫情时代更应该强调法治的稳预期功能。因此预防型法治建设对法治稳预期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宪法实施要求宪法必须积极与部门法保持互动，积极吸收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此才能成为活的宪法，其至高地位才能从形式走向实质。我国有关风险规制的立法中也确立了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制度，对风险的科学判断成为法律的重要内容（如《食品安全法》第二章，《传染病防治法》第17、19条）。
进入专题： 稳预期功能 。[2]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0页。
[6]参见张海诗：《风险社会的宪法结构分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国家有义务促进各社会领域的安全和繁荣发展，但是也不能一味追求零风险而过度干预社会，以政治理性取代社会各领域的自主理性。
[31]也有学者从社会功能分化的角度指出，1978年之后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使得经济系统从政治系统中分出，我国从上/下分层的社会结构转向功能分化。[41]《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载《中国人大》2020年第22期，第8页。